提到硅谷這個眾多科技創意誕生的地方，它早已是全球創業者膜拜的圣地，新產品、新富豪不斷涌現，改變著太多的大眾生活和商業模式，然而略去表面浮華之后，硅谷又有哪些需要警惕的呢?

　　Gawker資深作家、Valleywag前主編sam biddle就以自己的視角來看待并總結了7大問題，涉及精英、人類情感、退學、技術編程以及道德等話題，其主觀觀點或有偏頗與爭議之處，延伸出的部分問題或可值得反思。

　　以下為全文：

　　我們感謝硅谷帶來了iPhone、全能的搜索引擎和滑動解鎖這些一度讓美國最引以為傲的產業，但是現在，它們卻也是由于沾沾自喜而發展得最緩慢的。創造神話傳奇的硅谷正向世界傳遞錯誤的價值，所以我們需要在本文中及時拆穿硅谷的面具。

　　有了iPhone，我頓時發現生活更美好了，相信你的感受和我一樣。我感激這樣的生活，不用下床就能跟兄弟姐妹們視頻聊天，還能隨心所欲聽音樂;我感激這樣的生活，只要手機電量充足，就不會迷失方向;我感激，有這么多人比我頭腦發達，前一周還像魔法一樣神奇的技術，在下一周就被開發出來為大眾所用了。

　　我們現在生活的技術時代無疑實現了古人所有的幻想，而我們生活中應用的很多技術都是來自加利福尼亞的那一小塊區域，那個被稱為硅谷的地方。但是所有這些無懈可擊的人工智能體——智能手機，谷歌的科技等都已經不再是硅谷的主要輸出產品了。這個曾是暴發戶和叛逆者的樂土的地方現在正變成金錢至上，精神荒蕪的地方。所以現在我們有了遠程控制給狗喂食的機器，也有單純發送“喲!”(Yo)這個單詞的應用。這些技術領域的最強大腦們都把精力放到了那些愚蠢的商業上，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就是為了某天能大賺一筆，再無其他價值可言。相信我，當一個國家最聰明的人都在這些最愚蠢的事情上賣力時，我們就徹底完了。

　　一方面，硅谷在讓這個世界更出彩，但另一方面，它又在一些瑣碎的事情上浪費精力，兩者之間的鴻溝也在越拉越大。造成這種現象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硅谷一直在為自己打造與現實脫節的謊言，并且還為此自鳴得意。實際上，這些謊言都是沒有根據或者是牽強附會的。這是硅谷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所以在這里，我們要戳穿硅谷的謊言，尤其是以下七個。

　　謊言一：硅谷是世界上唯一的精英工廠

　　硅谷的每一個人都讓自己相信他們是在打造一個自由市場的天堂，他們是軟件領域的繼任者，也是杰弗遜高貴的自力更生精神的延續。“硅谷自有辦法尋求偉大并支持它，”管理20億美元資產的風險投資公司Greylock Partners的一位員工說，“它是世界上唯一的精英工廠。”

　　然而，事實似乎并不是這樣。去年，初創公司集體發聲，抱怨白人掌握了財權，一度成為熱議話題。而我們從蘋果、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不情愿地放出的種族多樣性報告中也能看出端倪。和我們猜想的一樣：在Twitter，領導層中79%為男性而72%的人為白人。在Facebook，領導層中77%為男性而74%為白人。Twitter早期的成功直接得益于黑人智能手機用戶，但是現在的董事會卻是清一色的白人。而馬克·扎克伯格則被認為是霍雷肖·阿爾杰2.0版本，來自一個紐約的資產階級家庭，也上過哈佛大學。Paul Graham(初創公司孵化器Y Combinator的領導人)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時，他說他“很有可能被任何長得像馬克·扎克伯格的人欺騙，”顯然他不僅僅是在論述扎克伯格的年輕。

　　如果說真有什么令人欣慰的消息，倒不是說高科技行業多樣性的危機正在好轉，而是人們在這樣令人沮喪的消息面前，已經能夠勇敢承認現在的狀態并不好。硅谷酷愛數據，這種執著的狂熱顯然已經掩蓋了嚴峻的白人問題，甚至大家都開始相信硅谷是世界上唯一的精英工廠了。

　　今年早些時候，Ellen Pao的名字在硅谷被傳開了，因為她和她的前雇主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打了一場性別歧視的官司。盡管陪審團最后站在了這個傳奇的風投公司一邊，但Ellen Pao的事件就像是一個分水嶺，把陽光和全國性的審查帶入了硅谷的性別歧視問題中。雖然Ellen Pao敗訴了，但我們還是希望每一位站起來維護自己合法利益的科技行業的女性從業者，都能夠給同胞們帶來新的勇氣來反對不合理的行為;而那些男性同事也應該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但他們有自己的工作等著他們，好像也無暇顧及這個問題。

　　謊言二：硅谷的科技讓人與人之間聯系的更緊密

　　Facebook的使命不斷地提醒我們“連接世界”的地球村理念與數據挖掘和定向廣告的發展目標是吻合的。在這里，“連接”是個動詞，事實上就是把大量初創公司每天的運營串聯在一起。各種各樣的公司會把你拉進一個錯綜復雜的圈子，由此你和很多公司、和你的鄰居朋友、和便利店，甚至和你日易發胖的身材都有了聯系。這些應用還會讓你跟家人之間更加親密無間。

　　但是，Facebook的營銷路線還不是最能捕捉到硅谷社會態度的，這方面做得做好的是GrubHub。這是一家新開張的食品配送公司，他們的理念是：“一切為了吃，一切為了不與人交談。”紐約地鐵里還有一則Seamless(已與GrunHub合并)的廣告，上面寫著：“擁有智能手機最大的好處就是，再也不用給人打電話了。”

　　現在，初創公司的策略不再是“社會化”了，而是與“社會化”背道而馳的理念。要知道，在今天的加利福利亞，社交焦慮已經成為主導的經濟力量了。技術經濟的推動力不再是來自于對認識新朋友的渴望，而是盡量避免與人打交道，當然了，有人登門造訪的情況除外。Uber把大眾從地鐵中解救出來，Seamless幫人們避免打電話的麻煩，而Tinder則幫助大家瀏覽可能會在酒吧里遇到的人(前提是要有這個興致從公寓里走出來)。Uber和Lyft把大量的陌生人引入我們的生活，但卻只是作為我們的司機。現今最耀眼和最引人注目的應用不是關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聯系，而是幫我們塑造一個世界，在那里我們不需要知道任何人的存在，只需要明白我們應該在哪里尋求幫助。

　　人們與這些初創公司打交道的目的是不再與人類打交道，所以我們所有的社會交往就變成了算法、按鈕、滑動和GPS信號。我們甚至可能會指著車上的司機說：“這是Uber”。TaskRabbit是一款可以能幫助人們設置家具的應用，但它也有可能成為一些人的代名詞。甚至是Instagram，本來是用在朋友之間分享照片的，現在也變得只有被“點贊”的份了。如果連友情都被點贊數所量化，虛擬和現實的界限在哪里呢?

　　謊言三：年輕就是更聰明、更無所畏懼和更優秀

　　硅谷在不停地提“下一個馬克·扎克伯格”什么時候出現，其實就是在期待下一個全能的天才。馬克·扎克伯格確實讓人驚嘆，19歲他上哈佛大學時，在宿舍開發出了TheFacebook網站，給人印象非常深刻。幾年之后，他就成了世界上最年輕的億萬富翁。

　　他也是最早承認并且相信自己的青春會和Facebook一起扶搖直上的人。“我想強調擁有青春和技術的重要性，”他在斯坦福的禮堂對這一群有創業夢想的年輕人說，“年輕意味著更聰明。為什么大部分象棋大師都在30歲以下?我不清楚。”扎克伯格可能確實無法解釋為什么大部分象棋大師在30歲以下這個問題，但他想表達的觀點很明確：雇傭或是投資比你年紀大的人就是浪費時間。

　　這種理念從硅谷成立以來就一直被鼓吹著，其中最知名的便是保羅·格雷厄姆( Paul Graham)。他說他非常渴望遇到像扎克伯格一樣的年輕人，而最能驗證他對年輕人喜愛和賞識的就是他任命28歲的Sam Altman，這個公司里第二年輕的合伙人作為自己的繼任者。

　　但是，扎克伯格是典型的十年難遇的神童，而關于年輕人的謬誤也在硅谷屢屢碰壁。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從Snapchat，Box到Rap Genius，Canvas和Tumblr。而Clinkle的例子更是顛覆了硅谷的青年神話，一度成為反面教材，好好的一個財務管理應用被經營得如此糟糕，讓人忍不住就感嘆了。

　　2013年，一支看起來很理智的投資骨干隊伍給予一位22歲的斯坦福大學畢業生2500萬美元的資金支持，這個小伙子嫩得跟你朋友那調皮的弟弟沒多大區別。但是，這些投資人都不是瘋子，甚至像Richard Branson這樣的著名投資人都在其列，他們都被Duplan那張光滑稚嫩的小臉給征服了。大家都咧嘴而笑，Brandson的笑得最歡：那些笑話我的人都有眼無珠，我發現的可是又一個扎克伯格。

　　但是，一年多時間過去了，Clinkle在Duplan的管理下沒有拿出一個可用的軟件。相反，Duplan把重點放在把辦公室搬到新大樓這種事情上，并開始大幅裁員，一些沒有被辭退的員工也在一片反感聲中主動請辭了。緊接著Clinkle又遭到黑客的攻擊，于是公司員工士氣大跌，人心盡失的Clinkle只留下Duplan拿著大把現金狂喜的照片諷刺著這一切。當Clinkle推出其應用程序時(遠比他幾年前描述的更溫和)，也只是曇花一現，瞬間隕落了。

　　這真是一場災難，就像是可憐的嬰兒被壓在了車輪底下;但似乎只有通過這樣的災難，行業才能吸收到教訓，并真正讓成年人成功。而扎爾伯格，則很快放棄了它大男孩式的管理職責，把這些交由業務嫻熟的成年人來管理，自己將所有精力付諸在社會媒體的“先鋒總司令”的工作上。從失敗中找經驗是一種方法，但關注難得的成功案例似乎更有效，因為成功的故事總是值得效仿。就像Jan Koum和Brian Acton，他們以200億美元的價格將即時通信應用WhatsApp賣給了Facebook。這兩人的年齡分別是39歲和43歲，幾乎都達到了創業者的標準年齡。他們創造出來的軟件是硅谷史上最偉大的軟件之一，這是他們的成功，也是投資者的成功。那為什么他們在此之前都一直默默無聞不被人所知呢?因為他們那時候已經是個成年人了。

　　四.學校弱爆了，還是退學吧

　　每年，PayPal的聯合創始人、專家投資人兼自由意志論者Peter Thiel都會給一小部分到了上大學的年紀的學生頒發Thiel獎學金。但這是有條件的，接受獎學金的學生要么退學，要么放棄整個大學。然后，當這些學生創業的時候，他們可以從Thiel處獲得資金、培訓和網絡機會。我們經常聽人說，那些科技巨頭們都沒有學位，史蒂夫·喬布斯，比爾·蓋茨和馬克·扎克伯格是其中引用得最多的。盡管從統計上來看這種說法毫無道理，但人們還是相信在硅谷越年輕越好，而最好的就是輟學的年輕人了。

　　對許多有遠大抱負的大亨來說，良性輟學似乎并沒有成為他們的選擇。但正統教育現在在硅谷遭到了批評，因為教育系統中居然有很多人都沒聽說過Snapchat和照片濾鏡這些冷嘲熱諷和許多高科技企業家的真實案例讓人們站在了一個合理的反教育的陣線上。

　　但這都是為什么?沒有證據表明成功的關鍵就是拒絕傳統教育。少數輟學的成功人士似乎無論如何都會成功，但不是說你拒絕接受大學教育就解決問題了。況且，還有很多創業失敗的例子呢。我們難道真的希望所有的年輕人們都前赴后繼地想要成為“下一個扎克伯格”?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和舍友都不能好好相處的CEO?一個從來沒有機會成長、甚至不知道怎么在社會上立足的小鮮肉?一個還眼巴巴向父母伸手要生活費的孩子?毫無疑問，科技已經有反社會的嫌疑了。

　　謊言五：學會編程是成功的關鍵

　　這是一個命令，一個魔咒。把手腕舉到頭部，然后用手蓋住耳朵聽我說：去西方吧，年輕人，去學習編程。在大家的印象里，似乎只有在硅谷才能盡情展現對編程的癡迷。而對于那些長久以往生活在硅谷泡沫里的人來說，了解一些計算機知識跟形成一種生活方式一樣重要，它們是與人交往的關鍵，更夸張一點說，是拯救社交窘境的良方。(正好有這么例子：去年夏天，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企業家”Henry Higgins發起了一場運動，他想要通過教授無家可歸的人編程技巧，解決舊金山流浪漢的問題。來到硅谷，了解計算機語言是必須的，這幾乎成了整個舊金山根深蒂固的觀念。)

　　據網景的聯合創始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說：“每個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編程，這樣我們的未來就一片光明了。”這簡直就是睜眼說瞎話，美國現在還有3000萬的人連最基本的閱讀能力都沒有呢。財大氣粗的技術人員不只要將編程變成就業技能的一部分，還想要其成為核心課程之一。Code.org是由像馬克·扎克伯格這樣的企業家支持的一個非營利性組織，已經從硅谷那些厭惡慈善的臭名遠揚的企業家那里積累了數百萬計的捐款。

　　計算機的流暢使用應該強制實施到每一位美國學生身上。我們需要更多的學生進入到計算機科學的就業領域，尤其是年輕的女學生。但是，對我們而言，學好計算機似乎不僅是我們能掌握的最好的技能，還可能是值得我們擁有的唯一技能。但如果你把這當作信條，那就等于助長了硅谷的囂張氣焰。

　　謊言六：舊金山是人類道德、文化和金融的中心

　　新興的舊金山都市有絕對的信心讓紐約和洛杉磯感到臉紅。舊金山灣區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而且也是唯一值得去的地方，至少對那些提供房屋出租的人來說是這樣。人們這樣想的理由很簡單，技術創新是現在唯一有價值的創新，而這一切都圍繞著舊金山發生。

　　2014年，Y Combinator的總裁山姆·奧特曼說：“現在所有的經濟增長都來源于科技，也只有科技才能真正地促進經濟增長。”這種說法已經被徹底戳穿，但是卻說明了現在的美國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去年，初創企業首要投資人兼金州勇對的老板Chamath Palihapitiya給出了一個超科幻的觀點：

　　“毫無疑問，這里是權力中心……但我們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認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現在創造價值的已經不再是紐約，不是華盛頓，也不是洛杉磯，而是舊金山和灣區。因為市場會讓有意義的事物升值，沒有意義的事物貶值。如此說來，政府的功能性價值就大打折扣了。”

　　換句話說，我們為什么不能用一個應用來取代法院呢?或者，每個人都創建一個被HealthCare.gov信任的Instagram賬號?這樣的話，不僅意味著大把的鈔票，也預示著全人類的財富都可以集中到世界上一個國家的一個地理位置上的一個行業里。

　　Balaji Srinivasan是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的一位執行官，也是分離主義的領導者。他有過一個著名的言論，即稱硅谷以外的地方為“紙帶(Paper Belt)”。對于生活在硅谷的這些充滿幻想的大亨們來說，這還真是一個強大的修辭學武器。如果我們批評他們，他們就說我們是來自“紙帶”地區的人，不了解技術。如果我們破壞了他們的成果，他們就說我們破壞了這個國家僅存的價值。

　　但他們似乎還忘了一件事，2006年，保羅·格雷厄姆曾有過一個振聾發聵的言論，他說硅谷可以發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灣區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其周圍的環境、生活在這里的人也都普普通通。“我認為創造一個技術中心只需要兩種人，”格雷厄姆解釋說，“富人和技術宅。”這里并不是什么“應許之地”，有的只是一些程序員和愿意為任何想法提供資金支持的有錢人。我們只需要一個基本信念就能在任何地方創造一個“硅谷”：科技的偉大之處就在于能把我們帶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們不需要真的身臨其境，不需要集中到某個得天獨厚的大都市就能共享各自的思路和想法。

　　幸運的是，在美國的其他一些城市，初創公司孵化器也已應運而生。像巴爾的摩這樣的老工業城市，曾經只剩下斷壁殘垣，留下一地荒涼與一城生活貧苦的百姓，現在也開始發展技術，重新崛起。還有像ETC和Betamore這樣的公司，也正在幫助創業者“因地制宜”，按需發展技術。

　　謊言七：硅谷正在拯救世界

　　兩年前，一份列有“57個創業者課程”的文件備受程序員的推崇，并得到了保羅·格雷厄姆的支持。他評論說：“哇，這是個好東西，它給人以共鳴，相信只有經歷了磨難的人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但深究其內容，似乎還是一些老生常談的箴言：“如果一件事不能通過一種很有意義的方式提高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就根本不值得去做。”

　　在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網站的任務書中，馬克·安德森聲稱他“在尋找最有潛力成為大贏家的公司，因為它們將從根本上改變這個世界。”該公司的組合產品包括Ringly(手機有來電或短信時會發光的戒指)、Teespring(個性T恤)、DogVacay(按需寵物保姆)和Hem(Fab.com美國閃購網站)。去年，前Facebook的工程師，也就是富豪賈斯汀·羅森斯坦(Justin Rosenstein)在TechCrunch Disrupt上對擁擠的觀眾說：“我們在這里，在技術的海洋里，完全有能力改變世界，我們比100年前的國王和總統都要強大。”現場沒有一個人笑，即使羅森斯坦的公司Asana是一家銷售即時消息軟件的公司。

　　有錢人用大公司來表達自己的個人煩惱并不是什么要緊的問題。真正浪費時間，甚至有害社會的是，這么多的人打著改變世界的大旗卻在瑣碎的項目(比如Clinkle和Yo上傷腦筋。最近，四個相互獨立的按需洗衣服務在舊金山開始經營，經營者都是一些聰明的年輕人，并且每個人都相信自己在憑借小軟件做偉大的事情。而對每一個洗衣APP而言，聰明的人永遠在機智地創造價值：在最近的Y Combinator初創公司三月的“演示日(Demo Day)中，有Diassess(20分鐘HIV測試)，Standard Cyborg(3D打印的一支)，和Atomwise(使用超級計算開發新藥);所有這些公司和Lumi(簡單的徽標打印)與Underground Cellar(在線葡萄酒交易)這些應用一起簇擁在“改變世界”的大旗下。

　　是什么讓硅谷的神話如此迷惑人?因為它總是自命不凡，到處宣講自己創造的社會成就比其他任何行業都要高。但為什么大家都相信了這種鼓吹呢?并不是說我們對“謠傳者”無能為力，而是因為在此之前就沒有人站出來反對過，作為后來者的我們，自然更加深信不疑了。但是，話又說回來，硅谷確實創造了一些東西幫助我們更加看清了這個世界，甚至它創造的玩具都一度成為一種文化。現在，像Uber和Airbnb這種在十年前被視肯定會被認為曇花一現的企業，也已經發展得相當強大，并提供給大家數以千計穩定的高薪工作。

　　我們將這些稱之為硅谷的謊言似乎只是出于私心：因為我們受夠了硅谷的自我膨脹，在這里，就算是叫一輛按需出租車也免不了接受一次道德觀的洗禮，我們不由得會想，現在社會網絡中的選擇權是不是都落入了一名“壟斷者”先生的手里，所以生活才會這么“不由自主”。我們只希望紐約的一切能回到自由資本市場原有的樣子，而不是扮演什么全人類的救世主。Polo Alto沒有走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的路，那真是極好的;華爾街雖然在某些方面比硅谷更狠，但它沒有英雄主義的弊病，我們甚至鄙視那些通過財政狀況和銀行政策臆斷華爾街局勢，限制摩根大通銀行向外擴張的人。而對于硅谷，我們需要保持觀望和認知的戒心，不能被它的自我膨脹所迷惑。一切還是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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